梁建章:鼓励生育有用,有钱而且很急

2021年06月19日 16:02 次阅读 稿源:梁建章 条评论

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,中国出生人口已经“四连降”,总和生育率也已经跌到 1.3。 随着二孩堆积效应趋于结束以及育龄妇女人数减少,未来中国的生育率和出生人口仍然会进一步下降,可能很快就会跌破 1000 万,如果没有政策干预,中国的人口将以每代人减半的速度萎缩。

针对这种情况,我连续撰文提出了鼓励生育的一些政策建议,如现金奖励、减免税收、房价补贴、教育减负和托育扩容等政策。这些政策建议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和讨论,既有很多人表示赞同,也有不少人提出反对意见。其中最典型的就是“鼓励生育无用论”“鼓励生育没钱论”还有“鼓励生育不急论”。下面我就来分析和反驳一下这些观点。

第一种观点:鼓励生育无用论

有些经济学家悲观地认为,很多国家下狠劲鼓励生育没什么效果,“生育率的下降是东亚社会的宿命”。这是典型的“鼓励生育无用论”,认为反正即便出台政策也没用,就不要出台什么鼓励生育政策了。

鼓励生育到底有没有用,终究要用数据说话,我做了一个生育率和家庭补贴的相关分析,如下图所示:

可以看出国家每多拿出 1% 的 GDP 用于鼓励生育,生育率就会提升 0.1, 当然这只是相关性,只能支持而不是证明鼓励生育有效。但也并没有数据支持鼓励生育无效果。一些北欧和西欧国家出台了慷慨的鼓励生育政策,同时获得了比较高的生育率。例如,法国和瑞典都拿出 3-4% 的 GDP 鼓励生育,他们的生育率也在 1.8 到 1.9, 接近更替水平。相比之下,南欧国家鼓励生育的力度普遍只有 GDP1-2%, 生育率则普遍低于 1.5。 近几年,德国加大了原来偏低的鼓励生育的力度,生育率也有所提升。

有人说日本一直鼓励生育,但是生育率还是很低。其实,如果以欧洲发达国家作为参照对象,东亚国家包括日本鼓励生育的力度还是相对较低的,鼓励生育的开支普遍只占 GDP1-2%。 日本鼓励生育真的没有效果吗?我们应该来问,如果日本不鼓励生育,生育率会低到什么程度呢?很可能会比现在还低很多。得益于其鼓励生育的措施,至少日本的生育率在东亚国家和地区里是比较高的。韩国的养育成本如房价和教育成本比日本更高,鼓励生育的力度也不如日本,所以其生育率已经跌破了 1。 中国的房价和教育的成本压力比日本高,如果不鼓励生育,中国的生育率肯定远远低于日本。中国的大城市例如北京和上海,已经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地方,六普数据显示只有 0.7 左右,如果通过鼓励生育把生育率提升到日本的水平,那就是非常有效果的。

第二种观点:鼓励生育没钱论

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,鼓励生育显然是有用的,但是鼓励生育需要花很多钱,据我估算中国要达到日本这样的生育率,可能需要 GDP 的 2%-3%, 要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率水平需要 GDP 的 5%, 达到更替水平需要 GDP 的 10%, 如果按照每年多出生 1 千万个小孩来算的话,需要平均一个孩子 100 万人民币等值的奖励(形式可以是现金,减税,和购房补贴等)。

有些经济学家认为,国家根本没有财力拿出 GDP 的百分之几来鼓励生育。但我认为,中国是最有资源来鼓励生育的,因为中国的投资率比其他发达国家高了十多个至三十多个百分点,可以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愿意为未来投资的。那么高的投资率都投到哪里去了呢?投到了各种固定资产如基建、厂房等等。中国城市化和制造业的蓬勃发展,部分就得益于非常高的投资率。未来中国的基建和工厂的建设需求趋于饱和,所以完全有能力从超额的用于固定资产的投资,拿出一部分来鼓励生育。长期来看,对孩子补贴的本质,是对于本国人力资源的未来进行投资。相对于当下普遍“产能过剩”的中国经济来说,投资人力资源恰恰是回报最高的选择。

从回报上来讲,如果鼓励生育的钱没有起到作用,这个家庭本来就会生这个孩子,那么鼓励生育的钱只是从财政转移支付给了家庭,并没有浪费社会资源。如果鼓励生育有效果,也就是说家庭因此多生了个孩子,那么只要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对社会的贡献大于鼓励生育的钱,就是有正回报的,也就是额外创造了更多的财富。简单算一下,一个孩子未来对社会和国家财政的平均贡献值应当是大于 100 万的。

还有人说 ,100 万对于落后地区的家庭是太多了,但对于大城市的家庭却太少了。其实 100 万是个货币化的平均数,而且现金应该只是一小部分,大部分应该是减税(所得税和社保等)以及购房补贴的形式。发达地区的育儿成本高,相应的减税和房价补贴的力度大,这样就照顾到不同地区育儿成本的差异。比如高房价地区可以实行:一孩房子九折,二孩房子七折,三孩五折。有人说假如推出房价补贴,会导致地方政府卖地收入的减少。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,是增加高房价地区的住宅土地指标。高房价地区本来住房供地就偏少,增加土地供应,让土地跟着孩子走,不仅可以鼓励生育还能平抑房价。

到底有没有钱鼓励生育,根本上取决于一点——提高生育率对于国家来说是不是重要的事情?如果认为提高生育率不重要,那么鼓励生育当然没钱,因为还有很多更重要的项目需要花钱。如果认为提高生育率对于国家来说非常重要,甚至是国家的头等大事,那么就应该将更多社会资源倾向于有孩子的家庭,来降低他们的育儿成本。

持续的低生育率未来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,尤其是市场和人才规模的萎缩将导致创新力衰退和综合国力的削弱,其严重程度甚于日本。日本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,生育率多年来保持在 1.4 左右 。2019 年 12 月 26 日,时任日本首相安倍在谈到日本的低生育率危机时说:“现在事态十分严重,说是国难也不为过”。七普数据显示,中国的生育率比日本更低,在这种情况下,鼓励生育理应作为国家大事,“鼓励生育无钱论”自然就站不住脚。另外,鼓励生育长远来看是对社会有高回报的,而且短期还可以刺激经济。中国现在很多行业产能过剩,如果能有更多的孩子产生更多需求,包括婴幼儿用品、教育产业都将因此获益,有助于消化产能提振经济。如果未来推出适当的鼓励生育的政策,也会提振宏观经济的信心。

第三种观点:鼓励生育不急论

鼓励生育是迟早要做的事情,如果任凭每代人减半的生育率持续下去,不到三十代人或者一千年,中国人就绝种了(因为二的三十次方是十亿)。这种每代人减半的速度,超乎了一般人的想象,所以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紧迫性。有一种论点认为,鼓励生育不急,等人口少了再鼓励生育也不迟,比如当中国人口降到十亿以下再鼓励生育。

这种观点完全经不起数学和逻辑的推敲 。2020 年中国只生了 1200 万人,如果以后每年出生人口都保持这个数量,按照人均寿命 80 岁计算 ,1200 万 x80 = 9.6 亿,所以未来中国的人口已经肯定小于 10 亿,也就是即便能够维持 2020 年的新生人口,未来最多也不过 9.6 亿人。虽然人口小于 10 亿已经是必然,但是过程却很漫长,如果我们要等人口降到 10 亿再鼓励生育,那可能要等两代人。问题是,在我们无所作为的等待时,新生人口还是会以每代人减半的速度递减。不用两代人,只需一代人的时间,到 2050 年,如果还不鼓励生育,那么 2050 新出生人口可能只有 500 万,按照人均寿命 90 岁算的话,未来人口不到 5 亿 (500 万 x90 = 4.5 亿),新生人口只占世界的 4%。2050 年并不是遥远的将来,而只是三十年后。我们这一代人谁都不愿看到,在有生之年,中国从一个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大国,变成出生人口只占世界 4% 而且极度老化的国家。更严重的是,只要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,这种人口衰减将一直持续下去。所以要尽快扭转这种无止境的人口衰减趋势。另外从财力上来讲,现在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还不是很严重,还有较高的储蓄和投资率,也就是说我们还有钱鼓励生育,等到未来人口严重老化,养老的财政负担加重,我们鼓励生育的代价就会比现在高很多,所以鼓励生育要趁早。

结论:我在上面澄清了鼓励生育的几个误区,说明中国鼓励生育有用、有钱而且很急迫。面对已经跌破警戒线的低生育率,生育政策必须有所作为,保持中国崛起的人口实力。

下面我把有关鼓励生育的几篇文章链接附上。

建章解读七普数据之一:重金,建议生 1 个孩子奖励 100 万

建章解读七普数据之二:教育,用第一性原理解决内卷

建章解读七普数据之三:房价,为孩子增加土地供应

建章解读七普数据之四:社会,生育友好就是女性友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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